谢瓦尔德纳泽(谢瓦尔德纳泽与中国(上))

2021-06-28 09:47 

谢瓦尔德纳泽

本文选自《海外文摘》2014年09期海外亲历

谢瓦尔德纳泽是一位世界级的政治人物。他曾经担任苏联外长、格鲁吉亚总统,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上,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作为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,他为推动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,苏联从阿富汗、蒙古撤军,降低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水平,即邓小平反复坚持的消除“三大障碍”,从而实现来之不易的中苏关系正常化,为发展中国与格鲁吉亚的友好合作,做出了不懈努力,做出了宝贵贡献。
当我得知谢瓦尔德纳泽于今年7月7日辞世的消息时,并不感到突然,因为他在耄耋之年,体弱多病,生活待遇差,心情又不好,在思索人生中苦受煎熬,但我仍感到悲痛,因为我失去了一位深受其惠的长辈。他生前的鲜活画面,就像过电影一般,一个个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仕途顺风顺水
1928年1月25日,他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农民家庭。有一次,他得知我也是来自农村,便打趣说:我们俩不同族,但同根。他可谓一路仕途顺畅,29岁便出任格鲁吉亚团中央第一书记;36岁任共和国内务部第一副部长,以重拳打击腐败著称,在一个小小的国家,捉住了大小“老虎”两万五千余只,得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赏识;44岁就当上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,成为苏联外高加索地区最显赫的人物之一;57岁任苏联外交部长;64岁当上格鲁吉亚总统。

两位识马伯乐
1985年3月5日,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。他早已看出苏联外交的种种弊端,便决定先从人事安排入手,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。有一次,他突然想起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,请他出山任外长。谢先以不懂外交为由婉拒,后被戈的真诚所感动,答应到莫斯科试一试。他取代了任苏联外长达二十七八年之久、思想僵化的葛罗米柯。此举被称作一着妙棋,人们期待谢瓦尔德纳泽这匹“黑马”,能把苏联外交“拖出泥潭”。

戈尔巴乔夫急需缓和苏中关系,这是其外交新思维的基本内容之一。他与戈尔巴乔夫志同道合,出任外长后,在内部曾多次谈到苏中关系问题。据苏联朋友透露,他的有关言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:一、苏中对立、对抗了2O 多年,这对双方都毫无好处,相反,两国为此都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。苏联本身就白白消耗掉了至少5000亿卢布,按当年的汇率算,达8000亿美元之巨。二、对于苏中两国关系的恶化,苏联方面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和过错。三、苏中关系的反常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,应与中方相向而行,尽早加以改变。
在对华关系方面,他特别看重两个关键人物:一个是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外长,另一个是苏联驻华大使。在他的推荐下,戈尔巴乔夫任命罗高寿为前者,任命特罗扬诺夫斯基为后者。
罗高寿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,著名汉学家,他换下了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有过诸多“不良记录”的贾丕才。贾丕才是苏联对华强硬派首领之一,在谢瓦尔德纳泽当上苏联外长后,他曾放出狂言:“要教会这个‘外来人’如何在谢诺-斯摩棱斯克广场(苏联外交部所在地)上工作。”罗高寿这一升迁,被苏联汉学界普遍看好,称之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一出高招。

特罗扬诺夫斯基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家,戈尔巴乔夫原来想派他前往英国任大使(苏联领导人历来十分看重驻英大使一职)。特罗扬诺夫斯基长期任斯大林的英语翻译,当过苏联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助理,多次随同他们到过中国。在他的不凡外交生涯中,有两个重量级职位:驻日本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,而且,在东京和纽约,一干都是九年。特罗扬诺夫斯基赴任前,戈尔巴乔夫本来要亲自向他交代任务的,但因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抽不开身,便委托谢瓦尔德纳泽向他面授机宜:在北京要如实向国内反映情况,客观分析中国国内局势及其内外政策动向;实事求是地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,提出改善两国关系切实可行的建议。
日后事态发展表明,谢瓦尔德纳泽这两名干将与他一道,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宝贵贡献。可见,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,都是识马的伯乐。
中苏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
1982年秋开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,由于3名苏联最高领导人在3年内接连去世,苏方没有下决心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,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 展,成了“聋子对话”。在谈判中,苏方代表、副外长伊利切夫往往夸夸其谈,软磨硬顶,避重就轻,而且喜爱“论战”,常想出些尖刻字眼来挖苦一番。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提议,戈尔巴乔夫任命副外长罗高寿为苏方新的谈判代表。罗高寿在谈判方式,用词与说话的口气方面,与其前任明显不同,愿意通过求实谈判来解决双方的分歧。
1987年和1988年,是缓和中苏关系的关键时期。邓小平会见外宾时,“密集式”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影响。据苏方人士透露,邓小平下面这番话引起了苏方严重关切:我目前身体还可以,各个主要部件尚好,不过,再过一两年,到了八十四五岁,就难说了,机会一错过,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事,只好留给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去办了。这是一张虚实难辨的牌,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:将来在北京见不到邓小平的话,戈氏对华外交就会黯然失色,他日后的访华,也难以收到巨大成效。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,戈谢二人终于下决心迈出实质性步子,1988年底,中苏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,戈尔巴乔夫于次年5月正式访华。
被邓小平识破的小计谋
1988年底、1989年初,中苏外长钱其琛、谢瓦尔德纳泽实现了互访,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做准备。这是两国外长自新中国成立40年来首次正式互访。
1989年2月4日,邓小平在上海虹桥国宾馆会见了来访的谢瓦尔德纳泽。老人家说出了已经成为经典的八个大字:“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”,我在场听得,很是感慨:我们为他准备的参阅材料洋洋洒洒两三万言,唯独没有这句言简意赅的话。邓小平还扼要点明,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,他大体上讲些什么,怎么讲,并说,讲清楚了,问题就一风吹。5月16日,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发表的那篇酝酿三年多,成竹在胸的谈话,便是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。
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,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,他与钱其琛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。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,让邓小平确认上述访问日期,使之成为既成事实,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棘手的某些问题。邓小平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这个小计谋,轻描淡写地说:两位外长谈话还没有结束,希望你们继续工作。老人家还幽默了这么一句:访问日期由你们两位来定,“我听你们指挥”。
在访问过程中,谢瓦尔德纳泽游览了八达岭长城。他对陪同的田曾佩副外长说,年轻时就知道有个“伟大的中国墙”,它修建于两千多年前,长达五六千公里,这是世界一大奇迹。游览时,这位苏联外长对负责接待的人员说,他饶有兴趣地听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,但他是学历史的,很希望从历史真实的角度,了解长城防御外敌入侵的一些具体情况,我方负责人一时答不上来。我的夫人当时给谢瓦尔德纳泽当翻译,希望他想出一两个战例来说一说,但他怎么也想不出来。谢瓦尔德纳泽对这次游览长城十分满意,对田曾佩说,百闻不如一见,今天到了长城,增加了许多见识。
积极促进戈尔巴乔夫访华
1988年秋,谢瓦尔德纳泽的两员干将——罗高寿副外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联名向他提出,如在《真理报》上发表一篇正面评价邓小平的文章,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。谢瓦尔德纳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,征得戈尔巴乔夫同意后,让《真理报》于8 月12 日,以显著版面刊登题为邓小平的政治画像长文,称赞这位中国领导人“敢于放弃已被实践证明不正确的那些决定”,“以其勇气及现实主义精神,开创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”,“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”。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,自然得到了中国高层的重视。
1989年3、4月份,北京的政治气候开始不平静起来,有些学生上街游行。在苏共高层,一些对华态度不积极的有影响人物,主张推迟原定于5 月中旬进行的戈尔巴乔夫访华。谢瓦尔德纳泽让罗高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对此提出意见。他们二人力陈戈如期访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指出苏方如主动提出推迟此访,中方很可能将其无限期拖下去,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见就会成为泡影,他日后访华的意义将大打折扣。他们两人还强调,中国领导人完全能够控制国内局面,不会出现不测情况。谢瓦尔德纳泽同意他们的分析,认为推迟访华实乃下策,弊多利少,建议戈尔巴乔夫维持原议。1989年5月中旬,戈尔巴乔夫又如期访华,实现与邓小平的历史性会见。

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,曾出现过两个特殊情况。一个是随访的个别“民主派”,主张这位苏联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,与当时聚集在那里的学生们见面,给他们“鼓鼓劲儿”。另一个是北京个别高校有人持学生签名信,到苏联驻华大使馆,恳求戈尔巴乔夫拨冗到校发表演讲。在内部研究时,对这两个突来之举,谢瓦尔德纳泽都持否定态度,这对戈尔巴乔夫访华顺利进行,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1990年底,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去外长一职,主要原因有二:一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向左转,欲维护联盟于不散,而且放慢改革步伐。二、苏联军方指责谢对西方抱有幻想,让步过多。后来,他被戈尔巴乔夫好言相劝,留职到苏联解体,成了苏联“末代”外长。(待续)
外交部原东欧司副司长 李景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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