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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笔400字(【中年原创随笔】李兴濂:司马迁,文人生命之痛)

随笔400字

中年原创微刊第1656期
文史
随笔

  司马迁
文人生命之痛

作者|李兴濂 编辑|柔雨轻风

司马迁,文人生命之痛
黄河龙门位于陕西韩城,是个风光惊险动人,有着美丽传说的地方。龙门两山屹立,河出其中,上宽百步,下泻千里,相对如门,唯神龙可越,故称龙门。龙门相传为大禹治水所凿,从壶口至龙门这段峡谷,波浪壮观,咆哮如雷。在这里流传着美妙的神话传说,最有名的是“鲤鱼跃龙门”,《三秦记》上说:“大鱼集龙门数千,不得上,上者为龙,下者为鱼。” 每年暮春,从百川诸海的鲤鱼集于龙门之下,竞相跳跃,然而跳上龙门的鲤鱼少之又少。跳上龙门的鲤鱼,便与云雨相随,天火从后面把它们的尾巴烧掉。于是鱼化为龙,升天而去。因此,用来比喻中举、升官等飞黄腾达的事,也比喻逆流前进,奋发向上。千百年来文人学士,皆以“一登龙站,身价十倍” 而自豪。
龙门以南35公里,是芝川镇。芝川,东濒滚滚黄河,西靠绵绵梁山,潺潺的芝水河潆绕其间。芝水原名陶渠水,方士报告一心想长生不老的汉武帝,说是从这块风水宝地釆到了祥瑞之宝灵芝,武帝高兴,陶渠赐名芝水。芝水滋润之地,人称芝川,它雄奇山川,肥沃原野,哺育出一个跃过龙门的文人,他就是被后世称为“史圣”,用自己残缺的生命,在心灵的痛苦、抽搐与挣扎中,写出浩浩50余言的《史记》,在我国历史学上竖起了一座巍峨丰碑的司马迁。
司马迁和他的《史记》,在中国家喻户晓,然而,他一生坎坷际遇,他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,成了一代代中国文人生命的写照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,永远是中国文人内心之痛,中国文人的根性和智性,中国文人的血性和胆气,中国文人的辛酸、尴尬和内心的疼痛,几乎都能从司马迁身上找到影子。司马迁的伟业、文釆,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,是中国文人的骄傲,让人景仰、诚服和赞叹;司马迁遭遇的人生坎坷和旷世屈辱,又让人心生悲悯和疼痛。

应该说,司马迁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幸运的。
西汉景帝中元五年(公元前145年),司马迁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,家人世代入仕。早在颛顼时代,他的祖先重、黎是掌管天地、祭祀的大巫。周宣王时,重、黎的后代不再司天管地了,而做了“司马”这个官,因而获得了司马的姓氏,世代掌管着周朝历史的工作。
司马迁出生时,头朝上,足蹬门,出生后大家欢喜地传着:“司马家得了个顶天立地的大小子!”这似乎预示他长大将要登上龙门?按当时韩城的风俗,官宦人家孩子的名字要在满月时请乡绅高朋给起名,所以在司马迁满月的喜筵上,老乡绅给起了个“迁”为名,表示升迁之意。
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担任了太史令,他通晓天文地理、阴阳吉凶,他的《六家要旨》分析了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家之长短,他的思想、文釆和所搜集的史料及他对各家学说的论述,给司马迁深刻的影响。
司马迁从小受到家庭陶冶,一边放牧一边读书,10时能背诵古文。他在山梁上放牧时,常远眺奔腾咆哮的黄河和龙门,希望有一天跃上龙门,像父亲那样,做一名有学问的史官。为此,他从10岁开始,拜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为师,学习《古文尚书》;拜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师,学习《公羊春秋》,为他后来撰写《史记》作了充分的准备。
20岁时,司马迁身背一个布包和一把伞,开始了他的周游全国之旅。他的游历目的很明确,实地考察典籍记载的事情。他要去寻那些学者和山野樵夫,了解过去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历史人物;他要访问名山大川,领略祖国河山的壮丽;他要考察历史遗迹,采访民情风俗;他要搜集活的民间资料……这一次漫游,成为他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基础。
司马迁从长安起程,出武关,经南阳,来到汨罗江畔屈原投水的地方。面对滚滚的汨罗江水,凭吊屈原的遗迹,他不仅吟诵起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……他溯湘水而上,来到埋葬舜帝的九嶷山,又转而东去,“登会稽,控禹穴”,追踪大禹的遗迹……在姑苏,他体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意志,姑苏山上,眼前重现骄横一世的吴王夫差自杀惨死的场景;他眺望五湖,观瞻了规模宏大的春申君故城。在淮阴,他访问了韩信故里和封侯之地,听樵夫讲了漂母的故事……他渡淮北上,沿泗水到曲阜,拜谒了孔子墓,体察了圣人的遗风。在西楚霸王项羽的都邑彭城和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,他都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。
不久,司马迁做了皇帝侍从——郎中。这条鲤鱼跃上了门,进入龙庭,开始了“仕游”。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随同汉武帝左右,祀五帝,祭后土,巡行河洛、陇西,西至崆峒,北出箫关,与数万骑会猎于秦中,周游了西北地区。其后,司马迁又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,西至巴蜀以南,南至西昌、汉原、昆明,游历了几乎整个大西南。司马迁在侍从汉武帝泰山封禅活动后,又临碣石,巡辽西,历北边,至九原,行程上万里,漫游了长城内外。
司马迀的足迹遍及中原大地、大江南北、边陲关隘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周览四海名山大川、古迹名胜,开阔了眼界,扩大了胸襟,了解了社会,积累了资料,为后来的著史做了坚实的准备。

元封元年(前110年),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,步骑十八万,旌旗千余里,浩浩荡荡,尘土飞扬。太史令司马谈在随汉武帝封禅泰山的路上病倒了,他不能再随汉武帝去泰山了,被留在周南。
此时,司马迁从西南回到长安,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,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周南。司马迁赶到了生命垂危父亲身边。司马谈无力地睁开了眼睛,伸出痩骨嶙峋的双手,抓住儿子,吃力地说:“迁儿,我本想完成一部史书,上承孔子的《春秋》,论载这几百年的功过是非,现在上天不给我这机会了。我死后,你一定要把我没有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,完成这部史书。”
司马迁拜伏在地,垂泪接受父命,决心继承父志,秉书著史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写道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,五百岁而有孔子,孔子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而明之,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,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。’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攘焉!” 司马迁为了不辱父命,继孔子的事业,肩负起效法孔子修《春秋》而写《史记》的崇高使命,他要为中华民族留下一部有价值的史书。
元封三年(前118年),时年38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。
这时的司马迁,有机会接触到了皇家典籍。他废寝忘食地整理和阅读石室金匮的大量典籍,多年积累的国家藏书数量庞大,从来沒有人系统地整理过,杂乱无章。司马迁从大堆档案文献中理出历史发展脉络,进行分析研究,获得了丰富的史料。经过4年夜以继日的积累,到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,司马迁开始了他的历史巨著的写作。
司马迁秉承中国史官的品格,在写史时,不虚美,不隐恶,忠于史史实,观点明确,爱憎分明,他从不掩饰君王的过失,包括当时的君主。他也不文过饰非,敢于批评现实,反对苟合求荣,大力表彰正直有气节的人。他着重叙述的是人物的行为,刻划的是人物的性格,而不是在辞章上下功夫。对浩瀚的史料,司马迁釆取了“信以传言,疑从传疑” 的态度,因为古史渺茫,他不敢武断,就两存其说,以供后人参考,足见司马迁严谨的科学的写史态度。

 三
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,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,中国文人最屈辱的一年。
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《史记》之时,却遇上了飞来横祸,这就是李陵事件。
        这年夏天,汉朝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五千骑兵出击匃奴,遭遇了匈奴单于的八万骑兵围攻。经过八昼夜的战斗,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,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,结果弹尽粮绝,不幸被俘。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,汉武帝听说他已投降,愤怒万分,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,趋炎附势,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,现在却附和汉武帝,指责李陵的罪过。
面临满朝文武大臣,指鹿为马,颠倒黑白,一股愤怒和正义感涌上心头,司马迁不能闭上眼睛,装聋作哑,虽然与李陵非亲非故,不相来往,不曾“衔杯酒,接殷勤之余欢”,他要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,为李陵辩护。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,对朋友讲信义,对人谦虚礼让,对士兵有恩信,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,有国士的风范。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,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,就一味地落井下石,夸大其罪名。他对汉武帝说:“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,深入匈奴,孤军奋战,杀伤了许多敌人,立下了赫赫功劳。在救兵不至、弹尽粮绝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仍然奋勇杀敌。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。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,而他杀伤匈奴之多,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。他之所以不死,而是投降了匈奴,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。”司马迁为他的正义直言付出了代价,他的话触怒了汉武帝,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,讽刺劳师远征,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。
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,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,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,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。面对酷吏,他始终不屈服,也不认罪。司马迁在狱中大声疾呼:“是余之罪也夫,是余之罪也夫!” 在一个专制的社会,特别是遇上专横暴敛的帝王,哪有文人说理的地方,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!
不久,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。汉武帝信以为真,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子。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“宫刑”。这一年,他刚48岁。
“交手足,受木索,暴肌肤,受榜棰,幽于圜墙之中,当此之时,见狱吏则头抢地,视徒隶则心惕息。”汉武帝让司马迁失去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,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,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,也极大地侮辱人格。“祸莫憯于欲利,悲莫痛于伤心,行莫丑于辱先,诟莫大于宫刑”,面对这奇耻大辱,司马迁悲痛欲绝,痛苦之极,羞辱之极,“重为乡党所戮笑,以辱先人,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!”“身残处秽,动而见尤,欲益反损,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”的耻辱,过着度日如年,男不男,女不女,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,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要“引决自裁”。可后来他想到,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而且假令仆伏法受诛,若九牛亡一毛,与蝼蚁何以异?假如受死,就像从牛身上拔一根毛一样不值一提,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。对于生死,他早已置之度外,他活下去,完全是为了生死之外的东西。他不能死,他要成为泰山而不是鸿毛。
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,司马迁终于明白了,刚直不阿的文人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与炭,云与泥,于是他不再幽怨不再幻想,为了“草创未就”的《史记》,为了理想和事业,他咬牙吞血,毅然走向苦难,“就极刑而愠色”,至此,他实现了一个转变,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,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,但你摧毁不了我的抱负;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,却打不倒我的精神!

太始元年(前96年)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。这时司马迁五十岁,出狱后任中书令。中书令这个职务主要是掌管宫里诏诰答表等机密文书,设在宫內,这个职务是由太监担任,实际上司马迁这个职务就如太监一样,汉武帝是在继续污辱他。司马迁坐在中书令的办公室里,就等于向世人宣布:我司马迁是太监。
司马迁受了宫刑的奇耻大辱,肉体上受到非人的摧残,“肠一日而九回,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其所往,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”,下体溃败,阴部朽坏,脓血弥漫,恶臭糜烂,痛苦之极。精神上也受到反复折磨。
有一天,司马迁正在家中写《史记》,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大字报,侮辱他:“鱼跃龙门变成龙,还看鲤鱼雌与雄。假若非雄也非雌,跃上龙门也非龙”。他所遭受的侮辱岂是一般人可以想象,可以承受的?!
此事发生后,司马迁的朋友知道了,竭力反对他继续做官,劝他隐姓埋名,不要再遭受这等耻辱。他的朋友们说:“你这个德才兼备的司马迁,为何非要进宫作‘闺阁之臣’,甘受此辱?”
  司马迁对他的朋友说:“不进宫怎知宫廷秘史?不和帝王将相打交道,怎知他们灵魂善恶?不应招,史书又怎生去写?”
忍辱活下来的人,其发愤的动和能量非常人所能比拟的,人生的困厄和灾难成为激发他们发愤的无穷的力量源泉。司马迁的精神支柱便是完成《史记》的写作,《史记》是他生存的源泉。苟活为的是抒愤,他想到“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。《诗》三百篇,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他想到了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和孙膑等人,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。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,他只有一个信念,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,一定要把 《史记》写完。他不死,“所从隐忍苟活,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恨私心有所不尽,鄙陋没世,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”,他相信不朽的事业才具有永远的不朽。他不死,他要把这部书写出来,“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,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!”
于是他忍辱含垢,效仿古人发愤之事迹,坚强地挺了过来,幽而发愤,潜心著述。他夜以继日地,用他那支秃笔蘸着血泪写着,写着,迸发出一种激雷闪电似的精神斗志与意念,虽九死而不悔,他走进了炎黄的远古时代,似乎看到了大禹治水的艰辛,他闻到了楚汉战争的硝烟,他忘却了自己的烦恼、荣辱,沉浸在历史之中。塞北雨阴,黄河震怒,长啸狂吼于壶口龙门,奋笔为矛朝天地间传递自己长歌当哭之心音! 

征和二年(前91年)这部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记》,终于完成。要知道,他是在蒙受宫刑的惨痛和耻辱中,蘸着浓冽的鲜血,颤抖着受害的身躯奋力完成的。
这部52万余言的煌煌巨著一开始并没有定名为《史记》,司马迁的史书在汉初被称作《太史公书》或《太史公记》,后来到了三国时,正式将《太史公记》简称为《史记》。
《史记》初问世时,据说,汉武帝见到《史记》之后,虽佩服司马迁的胆识与才气,但也怒火中烧,将其付之一炬。幸亏早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,让女儿文英抄写了一份,他把自己亲手写的竹简捆好后,对文英说:“这是为父一生的心血,你把它藏在华山脚下,绝对保密。我死后你要像赵氏孤儿那样保存它,要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样救活它。” 司马文英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,后来由于她劝杨敞拥立宣帝有功,使《史记》得以公开传世。但处境和司马迁一样冷清寂寥,汉晋名贤未知见重,很长时间不为人知,被鲁迅先生1926年称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 时,已经是两千年之后了。
中华上下五千年,他一人写了三千年,一写就写出大半个华夏史。
《史记》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,确认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,因而《史记》记事始于黄帝,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。《史记》改变了过去史书的编年体写法,创造了纪传体新体裁,既刻划了人物形象,又记载了逐年发生的大事,还对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叙述。全书包括12本纪、10表、8书、30世家、70列传,计130篇,是一部伟大的科学和艺术的结晶之作。
司马迁“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”。他用身残志坚胆气豪的如椽巨笔,包含着强烈的爱憎之情,或慷慨悲歌,或荡气回肠,或义愤填膺,或猛揭痛批。在宫刑来临时,司马迁显得是那么的弱小、无助,司马迁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,但却决定了无数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的“命运”。他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,他目光如炬、高瞻远瞩,评说帝王将相功过得失。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,但对于他的过失,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,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,他把当朝的开国之君刘邦写成一副无赖流氓嘴脸。对吕后的残暴也不放过。当吕后将戚夫人砍断手足、挖去双眼、熏聋耳朵做成“人彘”时,司马迁借吕后儿子的口说了一句话“此非人所为”。写这五个字,字字千钧,非一般封建正统的史学家所能做到的。汉武帝能决定司马迁的命运,但汉武帝只能决定一个时代的人的命运,而司马迁却影响了无数时代人的心理历程。在《汉武帝本纪》里,司马迁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汉武帝“信奉鬼神”、“求仙问丹”、“封禅祭礼”、“蛊惑之乱”等不光彩的事情,且篇幅巨大,倒是像“远征匈奴”、“广开三边”等汉武帝的一生伟业,反而成了陪衬。 在饱受屈辱的司马迁的笔下,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落千丈地成了一个不务正业、不折不扣的腐朽昏君,他的形象被人们从古读到今,并且还要一直读下去。如此看来,与其说是汉武帝阉割了司马迁,倒不如说是司马迁阉割了汉武帝,把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,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和唾骂。
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,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,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、商人、医生、刺客、滑稽、倡优等社会底下层人物,为他们立传。他不以成功论英雄,他理解同情项羽、荆轲、孔子、屈原、陈胜、李陵,以饱满的热情来写他们。他将陈胜放在了世家里,与勾践、萧何等并列。在《陈涉世家》中,他借陈胜之口发出过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大胆的抗争。他不仅反对一般的等级观念,还为妇女大唱赞歌——他为巴寡妇清立传,并说:“清穷乡寡妇,礼抗万乘,名显天下,岂非以富邪?”这不仅是对等级观念的反叛,而且是对重农抑末的农政体制的公开对抗!他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一场如歌如泣的爱情故事、他写聂政之姊聂荣伏尸痛哭,记其感天动地之言“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,终灭贤弟之名”……
司马迁用《史记》追求生命的不朽。他实现了“为往圣纪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鸿鹄之志。《史记》因司马迁而生,司马迁亦因《史记》而永恒。他以55年的残缺不全的生命,实现了自己的不朽。

《史记》完成了,支撑司马迁活下去的支柱没有了,司马迁老了,司马迁病了。
在自己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时,他想起了一个被囚狱中等候腰斩的故友任安。两个年近花甲的老友,在即将走向冥司的阴冷途中,一诉衷肠。他颤抖着再次握曾写下煌煌五十万言的秃笔,写出三千言的《报任安书》。在这封信中,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,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,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,说明自己“隐忍苟活”的原因,表达“就极刑而无愠色”、坚持完成《史记》的决心,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。书信的结尾。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,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。司马迁说他不能“自引深藏于岩穴”,只能“从俗浮沉,与时俯仰,以通其狂惑”,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。他用“浮沉”“俯仰”“狂惑”等贬语,表达悲愤之极。在这封信见识深远,辞气沉雄,情怀慷慨,言论剀切,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中,表现了他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《史记》献身的精神。
司马迁的病情加重了。他要回到故乡彭城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要回到养育他的土地,回到他逝去的亲人身旁。纵然带着耻辱之身,家乡父老也会接纳他的。
两辆牛车慢腾腾地行驶通往故乡的路上。一辆车上载着昏迷不醒的司马迁,一辆车装的是《太史公书 ,这是按照司马迁的意愿,这一套书是要“藏之名山”的。
司马迁在最后的时刻醒来了,他的心境异常平和、宁静。现在他已经伫立在人生的最高峰,他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。过去的所有灾难、恩怨、荣辱,此刻都淡化了。
刘邦之后的刘彻,尽管服下芝川出产的灵芝,还是死掉了。
而司马迁是溯河而上跃过龙门腾空而起的一条巨龙,他用五万余言的竹简,用心灵痛苦拌着血泪的泥土堆积成一座巍峨的泰山!
后世的诗人陆游在《感兴》一诗中对司马迁的一生这样写道:
饱以五车书,劳以万里行。险艰外备尝,愤郁中不平。
山川与风俗,杂错而交并。邦家志忠孝,人鬼参幽明。
感慨发奇节,涵养出正声。故其述所作,浩浩河流倾。
在芝川的青山绿水间,高高耸立的司马迁祠墓,光照华夏大地!一部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的史学巨著,让司马迁名垂青史,流芳千古。

作者介绍

李兴濂,辽宁本溪县人。2005年世界华人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,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已出版作品有:诗集《乡音》,散文集《那片青草地》、《精神家园》,随笔集《沉思录》,散文杂文集《妙笔生花》、《杂花生树》、《乌鸦叫声也好听》、《一半是花一半是刺》,文史随笔《读史咀华》,《读史杂俎》,主编《本溪满族自治县人物志》《本溪县抗战史》等。已发表出版作品达400余万字。
杂文随笔作品,主要发表在《杂文报》、《杂文月刊》、《杂文选刊》、《同舟共进》、《各界》、《报刊文摘》、《特别关注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国学》、《青年文摘》、《检察日报》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青年博览》,《百家讲坛》等国内报刊发表近400余篇; 杂文作品连续10年入选中国杂文年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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